他在听爸爸发表长篇大论。“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爸爸咧嘴一笑，“不知道哪种更糟糕，想想看吧，一种是光明会的金牌代理人，至少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他依然咧着嘴笑。形势并不严峻；他只需给儿子讲一些道理。

母亲说爸爸是在浪费时间，一旦泰勒下定决心，没人能说服他回转心意。“你这是在用扫帚扫山上的灰。”[6]说着，她站了起来，先花几分钟稳住身体，然后艰难地下楼。

她得了偏头痛。她几乎总是偏头痛。她仍然在地下室里度日，直到太阳落山后才上楼，之后也很少能待过一个小时，因为嘈杂和劳累的双重折磨让她头痛欲裂。我看着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弯着腰，双手紧抓栏杆，仿佛是个盲人，不得不摸索着前行。她等着双脚都稳稳地站在一个台阶上，然后再去够下一级。她脸上的浮肿差不多消失了，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是黑眼圈仍在，从黑色逐渐褪成深紫色，现在变成一种紫丁香和葡萄干的混合色。

一个小时后，爸爸不再咧嘴笑了。泰勒没有再提他上大学的愿望，但也没答应留下来。他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安然承受。“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爸爸说，“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你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泰勒歪着头，表示他在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儿子，竟然排着队等着被无神论者和光明会间谍洗脑……”

“学……学校是教……教堂开的，”泰勒打断他的话，“能坏……坏到哪里去呢？”

爸爸霍地张开嘴，一股气流冲出。“你不觉得光明会已然渗入了教堂吗？”他声如洪钟，有力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响，“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吗？在学校他们可以培养出整整一代伪摩门教徒。我对你的培养可比那强多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一刻的样子，强势又绝望。他身体前倾，咬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儿子的脸上搜寻表示赞同的迹象、共同信念的痕迹，但没有找到。

泰勒是怎么决定离开这座山的，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充满缺口和曲折。故事从泰勒本人开始，他性情古怪，这是事实。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家庭里：某个孩子格格不入，跟不上节奏，合不上拍子。在我们家，泰勒就是那个孩子。我们其余人跳吉格舞，而他跳的是华尔兹；他对我们生活中喧闹的音乐充耳不闻，我们也听不见他宁静的复调。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兄弟们扭打起来时，泰勒就听音乐。他拥有我所见过的唯一的音箱，音箱旁边放着一大堆CD，上面写着诸如“莫扎特”和“肖邦”之类的奇怪的词。在他大约十六岁时，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看他的CD，被他撞上了。我想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