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没过多久，我注意到另一个不同，另一个小小的转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马克在一起，他是学古代语言的。和我以及杨百翰大学几乎每个人一样，马克也是摩门教徒。

“你觉得人们应该学习教会历史吗？”他问。

“是的。”我说。

“如果这让他们不开心怎么办？”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释。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后，就与自己的信仰作斗争，”他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认为她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也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说。

一阵紧张的沉默。他在等着我说出我的台词：我在为信仰祈祷。的确，我已经为此祈祷过许多许多次了。

也许我们俩都在思考我们的历史，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约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个妻子。杨百翰有五十五个妻子和五十六个孩子。教会在一八九〇年结束了一夫多妻制，但从未放弃这一教义。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从未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我时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袭白色长裙，站在一片白雾中，对面是我的丈夫。但是当镜头拉近，我们身后还站着十个女人，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这一点根本无从保证；我可能是长长的妻子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我记事起，这个画面就一直居于我对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们。在这道算术题中，存在一种刺痛：在神圣的天国演算中，一个男人可以为无数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岁时。在摩门教中，十二岁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十二岁时，主日学校的课程也开始包括“纯洁”和“贞节”之类的词汇。也是在这个年龄，作为教会任务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问母亲该选择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说：“安娜·玛西亚。”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它就像童话故事开头一样从我的舌尖飘过。母亲说我应该铭记安娜·玛西亚，因为她留给我一份礼物：她的声音。

“正是她的声音把我们一家带进了教堂，”母亲说，“她听到摩门教传教士在挪威的街头布道。她祈祷，于是上帝用信仰赐福她，让她知道约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她把这告诉了她的父亲，但他听过摩门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许她受洗。于是她为他唱歌。她给他唱了一首摩门教赞美诗，名叫‘哦，我的父亲’。她唱完后，她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任何拥有如此美妙音乐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杰作。于是他们一起受洗。”

安娜·玛西亚使她的父母皈依后，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来到美国，去见先知约瑟夫。他们为这次旅行攒了两年的钱，但最后只够带一半家人出发。安娜·玛西亚留了下来。

旅途漫长而艰辛，他们抵达爱达荷州一处叫虫溪的摩门教徒定居点时，安娜的母亲病了，奄奄一息。她希望临死之前见女儿最后一面。于是安娜的父亲写信给安娜，恳求她带着所有积蓄来美国。安娜已经坠入爱河，即将结婚，但她还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过海。不等她抵达美国，她母亲就去世了。

此时这家人一贫如洗，没有钱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边，她也就无法履行婚约。安娜成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于是一位主教说服她嫁给一个富农，做他的第二个妻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