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还有其他账单要付，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马，巴德。我打电话给肖恩，问马能卖多少钱。肖恩说杂种马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像爷爷那样，把它当成狗粮马去拍卖。我想象巴德被放进绞肉机的情景，然后说：“先去找个买主吧。”几个星期后，肖恩寄给我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我打电话给肖恩，问他把巴德卖给了谁，他含糊不清地说卖给了一个从图埃勒过来的家伙。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用最后的三十美元买了一箱汽油，开车回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早上，爸爸送给我一支步枪我没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不知道它是哪种步枪。我问肖恩是否愿意从我手里买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来，说替我保管。

那就这样吧。没剩什么可卖的东西，没有儿时的朋友，也没有圣诞礼物。该退学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的哥哥托尼是长途货车司机，住在拉斯维加斯，于是圣诞节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他那里住几个月，在街对面的汉堡店打工。

我挂上电话，穿过走廊，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弹药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13]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

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拿了表格。罗宾替我把它们填好。我拒绝上交。

“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十几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