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上一层黑灰，灰和铁上的油混在一起，变成了污垢。肖恩说在安装前必须先把它们清洗干净，所以我拿来一块抹布和一桶水。

那一天很热，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我的发箍断了，我没有多余的。风从山上刮过来，将几缕头发吹进眼睛，我便伸手拂过脸上的头发。我的双手漆黑，沾满油渍，每次摆弄头发都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檩条洗干净后，我呼唤肖恩。他举着焊接护罩，从一根工字梁现身。一看到我，他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我们的黑鬼回来了！”他说。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纵大剪刀。有一天下午，由于我多次擦拭脸上的汗，等到我们歇工吃晚饭时，我的鼻子和脸颊全黑了。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我很惊讶，但并不感到陌生。我听爸爸用过这个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知道它的意思。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义。我只在教堂见过一个黑人，是个小女孩，某户人家的养女。爸爸显然不是在说她。

整个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夹钳给我拿来！”或是：“该吃午饭了，黑鬼！”这个称呼从未让我有过片刻的踌躇不安。

接着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进入一所大学，在那里我漫步走进一间礼堂，听了一场关于美国历史的讲座，它让我睁大双眼，思绪万千。讲课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尔博士，他声音洪亮，引人深思。我对奴隶制略知一二；我听爸爸谈起过，也在爸爸最喜欢的关于美国建国的书中读到过。我读到过，殖民时期的奴隶比他们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为主人还要负担照顾他们的费用。我当时觉得颇有道理。

金伯尔博士讲授奴隶制那天，他头顶的屏幕上是一幅关于奴隶市场的炭笔素描。屏幕很大，就像电影院的屏幕一样，占据了整个房间。画上是一片混乱的场面。女人们站着，全裸或半裸，被锁链锁着，被男人们团团围住。投影机咔嗒一声，切换到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不清。褪色和过度曝光，让这张照片很有象征性。照片上，一个人面对镜头坐着，上身赤裸，露出地图般纵横交错的凸起的伤疤。遭受的凌辱让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来的几周，我见到了更多的照片。几年前我扮演安妮时就听说过经济大萧条，但幻灯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排着长队站在施粥所前的人们还是让我感到新鲜。金伯尔博士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战斗机，散布在被炸毁的城市的残骸上。还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投影仪的灯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进礼堂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都是黑人。自从那次关于奴隶制的讲座后，屏幕上就再没出现过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记得有过。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外国人。我从没试着想象奴隶制的终结：毫无疑问，正义的呼声广为人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金伯尔博士开始讲授民权运动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错了。我记得《奴隶解放宣言》[9]是一八六三年颁布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输入错误。我把日期抄在笔记上，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屏幕上闪现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个世纪变得清晰起来。它们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题是现代的栩栩如生，意义明确。它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干巴巴的静物照，它们捕捉到了运动的瞬间。游行。警察。消防队员将水管对准年轻人。

金伯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他从罗莎·帕克斯[10]开始讲。一幅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将一个妇女的手指按进一块墨水海绵。金伯尔博士说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落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