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约在凌晨三点将肖恩接回了家。爸爸开车，母亲坐在他旁边，我和肖恩坐在后座上。没有人说话。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教训人；事实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视的眼神意味深长，他不再直视我，让我觉得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走了一条路，而他走了另一条路。那晚之后，对于是去是留我再无疑问。就好像我们正生活在未来，而我早已离开。

现在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会想到那条黑暗的公路，也不会想到躺在血泊中的哥哥。我想到的是候诊室冰蓝色的沙发和苍白的墙壁。我闻得到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听得见塑料钟表的嘀嗒声。

父亲坐在我对面，看着他憔悴的脸，我突然悟出一个强大的事实，不知道为何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事实是：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是一个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扑倒在父亲的膝头哭泣，发誓自己再也不这么做了。但我是狼，我还在撒谎，无论如何他会嗅出谎言。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并不后悔，只是感到惭愧。

三个星期后，就在肖恩快要痊愈时，信到了。我麻木地撕开信封，就好像在被判有罪之后，宣读自己的判决书。我扫了一眼总分。二十八分。我又检查了一遍，看了看名字。没错。不知为何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做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父亲工作了。我开车去了“斯托克斯”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申请了一份包装杂货的工作。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我没把年龄告诉经理，于是他雇用我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就去上班了。

我回到家时，爸爸正开着装载机穿过废料场。我爬上梯子，抓住栏杆。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下午还会开起重机，直到他雇到人。他放下吊杆，盯着前方。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就没必要拖下去了。”

一周后我向杨百翰大学提出了申请。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申请表，所以泰勒帮我填了。他写道，我严格按照母亲设计的课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确保我达到高中毕业的所有要求。

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他赐给我二十八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知道我会离开。即使不去上学，我也要去别的地方。从我将肖恩送去医院而不是送他回母亲身边的那一刻，家就已经变了。我拒绝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它在拒绝我。

招生委员会效率很高，没有让我等太久。来信装在一个普通信封里。看到信时，我心里一沉。拒绝信都很小，我心想。打开信封，我看到“恭喜”一词。我被录取了。新学期从一月五日开始。

母亲拥抱了我。爸爸努力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

我十七岁生日的三天前，母亲开车送我去犹他州找公寓。我们找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到家，看见爸爸正在吃冷冻食品当晚餐。他没煮好，食物一团糨糊。他周围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一触即燃。母亲连鞋子都没脱就冲到厨房，拿起平底锅准备一顿真正的晚餐。爸爸移到起居室，开始咒骂录像机。从走廊上我能看到电缆线没接上。我指出这一点时，他勃然大怒。他骂了一声，挥了挥手，喊道，在男人家里，电缆线应该一直处于连接状态，一个男人回到家，永远都不该发现录像机的电缆线没有连上。我到底为什么要拔出它们来？

母亲从厨房冲了进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