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志带着恭子住在公司的宿舍。工作的话，他曾经在一家大型房屋中介公司作销售员，后来和同事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型的房屋中介公司，自己当了董事，但又在第二年辞了职。之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得而知了。

荣藏说道：

“以前倒是经常见面。但是，大概是在平成六年（一九九四）的夏天吧，他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一脸兴奋地告诉我：‘有个赛马赚钱的事儿。一个特别厉害的电脑工程师，能用电脑算准赛马的输赢！’我对赛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当时就对清志说：‘别犯傻了！像你这种从来都没接触过赛马的人，怎么可能懂那些呢。你肯定是被骗了！’但他还是深信不疑，一个劲儿地称赞那个工程师有多么多么了不起，真是财迷心窍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那一年的年底。他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软瘫瘫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说是公司里发生了一起百万日元盗窃案，自己被怀疑是罪犯，但他坚称自己绝对没做，因此一直苦恼不安。我倒是相信清志不是那种人，就建议他去警察局咨询一下。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寿子回忆道：

“我和清志见面的次数比我丈夫要多。他会打来电话叫我出去，在小仓站的咖啡店见面，每次都会找我借钱，说是工作上需要资金周转，或者是生活费上有困难什么的。我会从退休金或者存款里拿钱出来，尽可能地资助他。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平成七年（一九九五）的冬天。清志穿着西装，但消瘦了很多，脸色也格外憔悴，又像是在害怕着什么，非常警惕地留意着周围。他要借70万日元，我说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拒绝了他。他马上就发了火，忿忿地说了句‘真丢脸’，就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到过清志的电话，但时不时地会接到孙女恭子的电话，约我在小仓站的咖啡店见面，还是找各种借口来跟我要钱。我觉得应该是清志手头紧，没给恭子生活费，所以我也就一直都尽可能地给恭子一些钱。恭子会说一些清志的事，说得也很随意，比如什么‘他去了东京啦、神户啦、札幌啦等等一些地方工作’‘只有在拿零花钱的时候才见面’‘前几天在博多站碰巧遇见他，还给了我零花钱呢。他给自己剃了个光头，笑死我了’。我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我说，‘我在博多的一家理发店见习’，‘住宿舍’。但是，当我问到她的住址或者电话号码的时候，她就生气了，说：‘如果什么都问的话，我就再也不来见奶奶了！’我也就不能再问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是很开朗的，也没有丝毫的不对劲儿。不过，我观察到每次在我们分开后，她都一定会用手机或者公共电话给人打电话。这种情况是次次如此，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自从恭子突然来到祖父母家一起生活，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她完全恢复了精神，说是“想要找份兼职”，就去了附近的一家餐馆，面试合格，又让祖父母帮忙申请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这样，她的新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但是，情况突然生变。

变故的发生，是因为恭子去看望了她的姑妈――清志的姐姐雅子（化名）。雅子回忆说，她和恭子以前经常见面。又说道：

“我不知道恭子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每次都是她打电话来联系我，很多时候都是要借我的名义买新手机。不过，即便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买，恭子也都是让我在外面等着，她一个人拿着我的驾照进到店里，买手机，办理新号码。我猜想，她可能是不想被我看到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平均两三个月，她就换一部新手机，也要换新号码。她所有的手机号码都是用我的名字签约的，多的时候有十一份购机入网合约。”(1)

那天的事，是恭子说想新办一张银行存折。雅子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和她一起去了银行，办好手续后，把存折交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