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在一起很久，也没有刻意隐瞒朋友。但是彼此都是在正规单位上班的人，低调自然是作为一个同志必须遵守的处事法则。我只是偶尔办事路过过他们台，他来过我单位的有限几次也就刚同居那两天把我送到四院对面的街口。所以他大概从来猜不到，同是一个城市，东边和西边的交通路况会有多大的差别。西边是闹市区，文化区，教育区。东边有什么？坟场，工厂，四院。我是得有多脑残，才会因为什么劳什子的节能减排，拒绝坐车，天天骑车赶到那个地铁通不到的鬼地方啊从公墓上到四院那段路，还是一个该死的大上坡。

我只是不想在经济上依赖他。其实有时候看社会新闻，我特能理解那些受不了妻子收入比自己高的丈夫的心理。这跟沙文主义无关，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如果我在任何一方面依赖了他，那很可能有一天，我就会发现我真的离不开他了。

所以人啊，就是这样一种作茧自缚的动物。我一面骑自行车一面在心里拼命骂自己。如今成了副主任医师而且有望升主任，就算精神科薪水再怎么差买辆小排量车代步总是没啥问题的，然而当初说得那么决绝，怎么都想不出要如何改口，搞得现在想买车买不成，哑巴吃黄连。

差五分钟迟到时候我骑车骑到了四院，新来的门卫一开始还很纳闷黎大夫为什么天天骑车上班，如今打听清楚已经开始每天向为环保事业身体力行的我投以敬佩的目光。我用半分钟穿过院子半分钟锁好车，冲进院里电梯正在顶楼，于是三分钟爬楼梯爬到六楼。最后一分钟整理衣服平息喘气，好整以暇地在最后一秒悠然地经过瞪着我的李姐走进办公室。

有点微爽。

今天我不值门诊，所以动作也很悠闲。换上白大褂，浇浇花喂喂鱼，看看表时间还早，想着看完早报再下病房视察。刚看完头条，就听外头咚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的门唰一下大开，护士爱萍小脸红扑扑地站在办公室门口。

我默默地按住在心里那片玛丽戈壁上奔腾的草泥马，用手搓了下脸，淡定地问：“又是哪个？”

“428病房B床的陆想。”爱萍气喘吁吁地回答。

“陆想？那孩子没有攻击性啊。”我从包里翻出本书塞进白大褂口袋，一面挽起袖子快步往门外走，一面询问。

“他妈妈早上来看他了。”爱萍一边跟在我旁边小跑一边嗫嚅道，“之前不是一直他爸在陪床么，说是查出来儿子弱智他妈就病倒了，这不刚病好就来了。本来还好好的在儿子床边上削苹果，结果不知怎么的就开始又哭又骂，说什么家里出了个智障我脸往哪搁，不知道哪句话把孩子给刺激了，抢过他妈手里的刀就……”

“操。”

“啊？”

“没什么。”我开始小跑。

精神专科医院么就这点好，哪个大夫或者护士忽然在楼道里像只草泥马一样奔腾，不会有谁大惊小怪。我和爱萍一路跑到428，外头围了一坨人。我搜索了一下记忆，想起来跟陆想一个病房A床的是个抑郁症的病人，昨天回家去住了，不由得暗道一声万幸。

门口那坨人见到我和爱萍给我们让了一条道。护工小崔马上跑到我跟前来：“黎大夫，那孩子刚才抢了水果刀硬把屋里的人全都逼了出来，然后就缩到了墙角，嘴里呜呜啊啊地哭，也不说话，谁靠近就拿着刀乱挥，我刚上去抢刀，孩子逼急了拿刀把自己划了。”

小崔是个挺实诚的年轻人，来院里没多久，话说到最后眼眶都有点红，显然是很自责。我拍拍他的肩：“你做的很好。”

我这句话一出口显然有人不高兴了。人堆里有个女的眉毛一竖，说：“做得很好？我儿子都流血了！你就是想想的主治医生？你还不到三十吧？我就说应该找个权威的大夫，让这么个小年轻治，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