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年气得不轻，心里骂了一句混蛋，把军装还给他，飞快地起身走了。

翌日的结婚仪式，是潦草得不能再潦草了。杨廷襄连证婚人也免了，便由金波效劳，两人各自签了婚书，虽然纸上写得情意缠绵，其实面上都懒得再彼此敷衍，因为各自都达到了目的对杨廷襄而言，与其对着新太太的一张冷脸，不如去盘算盘算于家有多少财产，在上海能捞多少好处来得舒心。

因为暂且还未见报，这桩婚事目前还是秘密的，令年难得有了一天的清静。她没再看报纸，被金波陪着，在街上盘桓了一阵。

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英法等国的侨领便撤离了，又值初冬，碧色的火车站没有当初那么忙碌，马帮踩着薄霜，铃铃铃响着，不紧不慢地往河口走。杨金奎把法国领事府暂且充作了自己的行辕，那也是一座西式的红砖小楼。

傍晚的时候，如夫人来给新太太请安了。

当初在红河甸，如夫人搓麻将，看画报，倒是过得逍遥，自从跟着杨督军进了城，她也自持身份，又把在上海做女学生时那副柔声细语、斯文矜持的做派拿出来了。

令年请她坐，喝茶，吃糖，如夫人默默的，不时目光在她脸上一掠。令年一问，她就说了，“太太，我在上海时，常听人家说于家多么多么厉害，上回你去红河甸，我还以为你是假扮的于小姐，不过这回见，又像是真的了。”

这位姨太太说话没什么心机，可见杨廷襄对她还不错。令年奇道：“你不恨我？”

养尊处优的姨太太低头抠着指甲上红艳艳的蔻丹，好一会，才没精打采地说：“老爷都做督军了，肯定得娶个大小姐做正房太太嘛，我本来就是他抢来做小老婆的。再说，恨也没用……”她昨天半真半假的，说要回娘家，心思动了，便忍不住问令年：“太太，你什么时候去上海做回门宴？”

令年还没想好，顿了顿，说：“以后再说吧。”

姨太太央求她，“那你跟老爷说，回上海时要带上我呀，我离家几年了，真想爹娘。”

令年满口答应。姨太太很感激，她俩原本年纪相仿，又是同乡，她一高兴起来，便笑道：“三小姐，耐胆大得野！一个女人，跑得这么老远，还敢给老爷脸色看，”她凑近令年，低声道：“他身上有枪！”

令年签完婚书，便说自己受寒生病了，把杨廷襄赶了出去，两人又闹了个不欢而散，她哼一声，说：“他算什么老爷？野头野脑，土匪一样……”惹得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令年脸色却淡了。

姨太太察言观色，问：“三小姐，耐也想家末？”

令年说：“我家里有个保母，她就常这么骂人的。”

姨太太道：“三小姐，你家那位二公子才厉害，杨金奎恨死他了，老说：既生瑜，何生亮呀？我问他，周瑜让诸葛亮气死了，你不知道吗？他气得叫我滚回上海现在他如愿以偿跟你结了婚，以后在二公子面前，还不知道怎么得意呢。”

这话说中了令年的心事，她没了说笑的兴致，只嘴角翘了翘。过了一会，才说：“有人胡作非为惯了，让他栽个跟头，也蛮好的。”

姨太太还当这话是在说杨廷襄，忙提醒她道：“他跟头要是栽大了，咱们也没什么好处。”

两人絮絮地话说到天黑，金波来使了好几个眼色，姨太太都假装没看见，又殷勤备至，说夜里要伺候太太，给她煎药吃，最后被杨廷襄忍无可忍，把她给轰走了。姨太太不甘心，走到门外，又悄悄站住脚，竖起耳朵聆听里头的动静。听见太太不满道：“我病了。”杨廷襄倒是春风得意，心情甚佳，笑哈哈几声，嗓门又骤然高了，“你骂谁？”太太倒也不输阵，斥道：“骂你，没听见？猪八戒！”杨廷襄可最不爱听这个词了，室内登时一阵静默，蓦地“啪”的一声皮肉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