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一趟邮电局。翌日，便启程前往云南。

到云南后，令年并没有见到蔡督军，是一位李姓的陆军师副师长与她见面。这位李师长是内蒙人，紫棠色的方脸，人非常直爽。他从马上下来，连军装也不换，走进师长府衙，背着手将令年一打量，笑道：“杨太太，听说当初你和杨旅长结婚，就是你单枪匹马，自上海来到云南，对杨公以身相许。我原本是不信的，今天一看，果然传言非虚呀。”

令年心想：杨金奎这个人，大约是把当初被她主动求婚当做了一件非常得意的事情，到哪里都要吹嘘一番。她难免有些恼火，微笑道：“李师长，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种事情，也不足称道吧？”

李师长见她风尘仆仆而来，精神却不见疲倦，穿着女式的西服，身姿端正地坐在客位上。人是斯文清秀，才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钉子碰。李师长心想：上海女人，脾气可是不怎么好。便悻悻地一笑，说：“杨太太，我想你来的这一趟，是没有经过上海督军府和于府的首肯吧？可见窦督军已经完全把杨旅长这位曾经的左膀右臂给抛弃了，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女人替他奔走。要我本人说，很为你和杨旅长不值。”

令年说：“李师长，你们以调迁的名义，把廷襄骗到云南来，囚禁在此，也没有经过我们两人的同意，何必现在又替我们喊冤？现在是云南政府公然要和北京政府作对，事关云南几千万百姓的性命，大义当前，廷襄一个人的生死，对北京政府，当然微不足道。”

李师长故作惊讶，“杨旅长的安危，对北京、云南两方面，固然是微不足道，对杨太太你，难道也微不足道吗？杨旅长向来自诩李靖，有匡扶社稷，攘乱除暴的志向，就这样成了一个政治的牺牲品，我是不忍心的。”

令年摇头道：“李师长，你想要我劝他弃暗投明，恕我做不到，我和他已经离婚了，这次来云南，不过是出于朋友之谊，替他预先完成一些身后事。”

这个实属出乎李师长的意料，见令年将一帖离婚书放在面前，他定睛一看，果然有男女双方的签字并印章，并不像假的。在他猜测，当然是以为杨廷襄早知自身难保，在上海时，就留了这一手，和太太划清了界限。可见杨某人也是个有情有义之辈了。李师长还在踌躇，令年又把途中买的《富滇晚报》在他面前展开说：“我已经登报启事，和他脱离关系了。李师长还以为，我是打算营救他而来的吗？”

李师长很狡猾，笑道：“杨太太，你这报纸，是特意登给我看的吧？为何我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呢？杨旅长可是时常把你这位太太挂在嘴上的哟。”

令年说：“我在上海也登了报，李师长只要往上海挂个电话，自然就知道了。当初我和杨廷襄的结合，不过是为了反抗家庭，其实没有多少夫妻感情，绝不可以拿李靖和红拂来比拟。”

李师长叹道：“这么说，我的确有些同情杨旅长，真心实意的。”

令年说：“如果李师长对他还有一点同情，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把杨文庆交给我。这个孩子自幼随母亲长大，他母亲临死之前，对他很放心不下。李师长你也是寡母孤儿地长大，应当能体会，他母亲在九泉之下，是什么样的心境吧？这个孩子不过八岁，留在云南，对你们的事业也毫无帮助，恐怕还会被人口头讨伐。蔡督军和李师长都不是欺凌弱小的人，为什么不肯放他一个小孩子走呢？”

李师长道：“我放了杨文庆回上海，岂不是交给窦玉祥一个把柄？到时候杨廷襄焉肯再加入倒袁一派啊？”

令年道：“你这话恰恰相反。杨廷襄这个人睚眦必报，如果杨文庆在上海稍有不慎，恐怕他都会和窦督军势不两立，这样不是正符合蔡督军的期望吗？”

李师长眼睛一转，说：“杨太太不，于小姐，你这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