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消灭；自此法行，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管制与官规》（1910年）

孙中山说：

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五权宪法讲演录》（1921年）

钱穆说：

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有过一千年以上根柢的考试制度，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清末人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铸成大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5年）

这些人都不是保守派、复古派，却都在叹息，科举考试的废止太草率了。钱穆先生明确认为这个制度足以弥补西方政党选举的偏陷；梁启超先生甚至还在呼吁恢复这个制度。这个问题，已经大到触及政体，这儿无法细论了。但我相信，读者已经从我的简要讲述中明白，中华文化确实曾经拥有一个极为称职的好帮手。好帮手走了，但文化的肌体却留下了。这种肌体，看上去有点儿慌乱，但身子骨依然健硕。

真该谢谢那个不知去了哪里的好帮手。

五

我总算把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缺漏，而且，在讲述正面效应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分析随之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悖论，这种两难，正是学术思考的斧钺，我在《中国文脉》、《文化之痛》等书籍中已经有过探索，相信会有很多年轻学者继续挖掘下去。

即使暂时省略了负面，那么，中华文化以往的正面业绩也无法让我们扬扬自得。相反，倒是成了检验今天一切作为的最严苛标准。或者说，伟大的昨天向今天发出了伟大的指令。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的昨天，以及它的世界意义。

我说过，由于近两百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倾向。这种质疑，大家可以从我的《北大授课》一书中读到。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却是一个世界课题，只不过正好与中国的昨天有关。

无论如何，回到我们讲述的原点，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中断地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奇迹，是必须做的。

即使我不是中国人，也不会放弃这个“必须”。

接下来的“必须”，就是我目前着手在做的事情了：研究中华文化成为唯一奇迹的原因。

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项国际工程。如果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样的成果，那就必须成为世界课本。

世界课本？是不是口气太大了一点儿？

我的回答是：不大。

请看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创造、突破进入了各国科教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又有多少战争、灾难、自救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