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死到临头就会知道后悔了。”

我适时声情并茂地学家里人讲话的语气。里包恩哼笑一声，拉着我一块下楼之际走在前脚，头也不回地接话：“你是不是反驳说你早就死到临头过了，然后因为顶嘴就被挂了电话？”

我对此感到惊异。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偷听的？”

“我猜的。”

“鬼信啊！”

回应是掌心收紧的力道。

客厅里，暖灯明亮。

电视机大声地播着红白歌会的开场。主持人笑容满面，游刃有余地念着串词，鼓点急促激昂的经典乐曲紧随其后。

刚走下楼梯，围坐在被炉边聊天的年轻人们便收住话头，纷纷探头望来。有的倒苦水喊你俩好慢，有的安静地笑着，有的及时挪挪屁股，腾出空位。

我有一瞬间回想起前些年的小出租屋，想起一个人吃完泡面，搂着抱枕看歌会，又不知不觉靠着沙发睡过去的夜晚。但它只是如人生的每一个当下那样，流星般转瞬即逝。

忙着挤进热乎乎的暖桌里抢零食吃，也就没什么时间回望寒夜。

红白歌会没有横跨新旧年的环节，可中国的春晚有。

从风的手机投屏出的晚会喜庆热闹，载歌载舞，锣鼓喧天；人们举手相庆，在浩瀚齐声的倒数声中，室外隐隐约约，辽远地、厚重地响起寺庙的沉缓钟鸣。

新年伊始。

我请客吃荞麦面。房梁萦绕着打打闹闹的欢笑，绵延不绝到夜半。史卡鲁放话要熬到日出，却是第一个呼噜声震天响的家伙。

于是隔天，宽大的被炉里横七竖八地窝着人类。

我在生物钟的驱使下醒来，入眼是客厅悬着挂灯的天花板。不一会儿，大脑慢条斯理地开机成功之时，我听见一边传来窸窸窣窣的衣袖摩擦声。

有谁在身旁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