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俱举，那么只要平日节省一点，已足敷用。况且现在土地已归国有，一切建设材料大半已不必购备，只须工食就够了。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建设，都是自身切己的问题，就使每岁农事完毕之后，叫他们来做几日工，薄给他们一点工食，想来他们亦甚情愿，这是从事实上论来不必重赋的一个原因。二层，天之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胜于在政府。古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很不错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于民。民富就是国富，民贫当然国贫。譬如养牛求乳，养鸡求卵，牛、鸡肥，则乳卵自多；牛、鸡瘦，则乳卵必少。这是从理论上说来，不应重赋的一个原因。第三层，古人说：‘君子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这句话亦是很不错的。现在圣君在上，我们这班人在这里办事，重赋收入，原是能够涓滴归公，实在用于建设。但是后世为君者能否尽圣？为臣者能否尽贤？万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设之名，肆行搜括，藉口于我们，我们岂不是作俑之罪魁吗？这是从流弊一上说来不可重赋的一个原因。”

夏禹听了，便说道：“不错不错。应该轻，应该轻！依朕看来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杜业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但是依臣看来，还应该加以变通，因为年岁是有丰歉的，国家的政费是有预算的。年岁丰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不生问题。假使年岁歉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他们要苦了，政费又发生影响了，这是应该预计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总以十分之一为原则，而临时不妨有变通。丰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点五；歉岁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议一回，觉得此法亦未尽善。因为丰歉是无定的。

年年多收，固然无问题。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则政费预算不免动遥而且调查估算，麻烦异常，一或不慎，浮收滥免，流弊丛生，亦不可不防。展转讨论，后来决定一个办法，叫作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获多少，将它加起来，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积之数。在这个数目之中，十取其一，作为定额，不论丰歉，年年如此。这个法则，叫作贡法。因为十年之中，丰年也有，歉岁也有，平均计算，丰歉都顾到了。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为尽善尽美了。但是此法，实在不善，后来有一个名叫龙子的批评它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因而不足，则必取盈焉。

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个批评，可谓确当。但是当时立法之意，原想百姓丰年多储藏些，留为歉岁之补偿。然而百姓虑浅，哪里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额收他，就不免怨恨。这亦可见立法之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