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

贡品、行李、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皆红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卢帽，而中较高，上似有金绣之饰。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舆，无盖无帷，如庙中神轿状。大惑不解。明日见邸抄，始知为廓尔喀也。相传四译馆中能廓语者，仅译吏一人，语且不精。幸廓使能英语，遂以英语相酬答焉。至光绪三十一年，又见其入贡，绝不以中国贫弱而反颜，可谓有始有终矣。今则为英之保护国，亦渐更其政俗，然其教则仍佛教也。

哲孟雄之幸存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

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争之，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

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

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

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

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

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余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纪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盗用巡抚印同治中叶，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几摇动大局，幸知县某精细，未酿大祸。先是，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艺冠一时。

省绅某位尊而多金，昵之，欲纳为妾，廖不允。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其人家亦不贫，且年少美丰姿，廖久属意矣。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至即宿寥所，而屏省绅于门外，省绅颇衔之。一日，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谓该县绅士某某等六人勾结发逆余党，拟在省城作乱，已侦获同党多人，供证凿确，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令得此札大惊异，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且家皆殷实，文名籍甚，何致有悖逆举动，遂商之刑幕。幕将院札阅数过，拍案曰：“此文伪也，焉有督抚印文而无监印官衔名者乎？公须亲赴省垣，密商布政，取进止。”令乃行，谒布政，以情告。

布政亦细阅抚札，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