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每公主出嫁，即赐以府第，不与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见帝礼谒其媳。驸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满〔？〕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驸马必用无数规费，始得相聚，其权皆在保母，则人所谓管家婆也。公主若不贿保母，即有所宣召，保母必多方间阻，甚至责以无耻。女子多柔懦而软，焉有不为其所制者。即入宫见母，亦不敢曲诉，势分相隔，不得进言，即言亦不听。所以有清一代公主无生子者，有亦驸马侧室所出。若公主先驸马死，则逐驸马出府，将府第房屋器用衣饰全数而入于宫中。除屋宇外，其入保母腰缠者，不可考也。大抵清公主十人而九以相思死。清之公主子女众多而又夫妇相得如民间者，二百年来仅宣宗之大公主与其夫符珍耳。大公主之初嫁也，有所召，亦为保母所阻，年余不得见驸马面，怒甚，忍而不言。一日入宫，跪宣宗前请命曰：“父皇究将臣女嫁与何人？”帝曰：“符珍非尔婿耶？”公主曰：“符珍何状？臣女已嫁一年，未之见也。”上曰：“何以不见？”女曰：“保母不使臣女见也。”上曰：“尔夫妇事保母焉得管？尔自主之可也。”公主得命，回府立斥保母，召符珍，伉俪甚笃，生子女八人，可谓有清以来，首屈一指。可见公主夫妇之相隔，帝并不知之。二百年来之公主，皆无此厚颜，故每每容忍，自伤以死。管家婆之虐待公主尤甚于鸨之虐妓。然宫中不授以照应之权，彼亦不能作恶，特因照应二字，推波助澜耳。不亦大可畏哉！不亦大可笑哉！吾甚与大公主为女中豪杰也。或曰此二者亦沿明制。

翁、李之隙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

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役，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觐见时，对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

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翁听门生故旧言，一意主战。台湾之割，二万万兵费之赔，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愤激时对人曰：“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呜呼！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李文史致谤之由当光绪初元，予以应试进京，但闻人言李文忠，无不痛詈之者，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窃以为怪。按：文忠得谤之由，自苏绅起。当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