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之慨，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胜，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 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澄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慨，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