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后贬渠阳，于古梅下立读易亭，作诗云：“向来未识梅生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清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出。方从阳壮争出门，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

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尔。何之英杰，固足以识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识之，异哉！故尝谓子房狙击祖龙，意气过于轻锐，故圯上老人抑之。韩信俯出市胯，意气邻于消沮，故淮阴漂母扬之。一翁一媪，皆异入也。唐子西作《淮阴贤母墓铭》曰：“项王喑呜，范增谋谟，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视信逋，反噬其躬，匹妇区区，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时，教坊舞马百匹，天宝之乱，流落人间。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识也，尝燕宾僚，酒行乐作，马忽起舞，承嗣以为妖，杀之。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谓之“侯部头”。朱温既篡，引至坐侧，猴忽号掷，自裂其衣，温叱令杀之。呜呼！明皇之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田税均齐，田里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少时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而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毫，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也，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众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

南轩质责虞丞相并甫不当用张说，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隐忍就功名处，何相非之深也。”南轩曰：“先公固有隐忍处，何尝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语录》中载谏并甫事，无此数语。南轩亲与诚斋言之。

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杨宋卿以诗集求品题，公答之曰：“诗者，志之所之，岂有工拙哉！亦观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来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又曰：“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载，虞夏以来，及汉魏，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