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数百岁。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此人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子建此论，其识过范哗远矣。汉武帝刻意求仙，至以爱女妻方士，可谓颠倒之极。末年乃忽悔悟曰：“世岂有仙者？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耳。”此论却甚确。近时刘潜夫诗云：“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

卢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则天下不难理矣。”著论曰《三足记》。

范叟为广西宪，会僚属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谈风月，亦且不论文章，只说政疵民病。”众皆唯唯。余从容曰：“若谈夫子、孟轲之文章，以浇光风霁月之胸次，则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也。痒こ疾痛，举切吾身，施之有政，当有本末先后，而民病庶乎有瘳矣。”叟甚喜，不以为忤。叟号西堂先生，开明练达，遇事如破竹。性刚介，有不可，必达其意而后止。在广西岁余，丐祠归养亲。发奏牍之日，即出台治，寓僧舍，不请俸给钱。将漕湖南，总所专人来索钱，在庭咆哮无礼，命杖而黥之。既毕，上章自劾，乞归田里，总所迄不敢害。朝廷为颁召命，然竟卒于湖南。其将卒也，请僚属入卧内，命吏取案牍来，处榻判结数事。既毕，又曰：“某县有母诉其子者，此关系风教，不可不施行。”命取来，又判讫。略言及身后事，与僚属揖别，须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乱如此。有《对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历任判断之语也。近年门生故吏合辞请于朝，特谥清敏。余初任为容南法掾，才数月，偶留帅幕。叟忽袖中出职状一纸畀余，余辞以未书一考，不当受。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书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则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见某具一只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诗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谀风可羞，长官招僚属一杯。其初招也，则有所谓谢请。其既毕也，又有所谓谢会。一杯之酒，两至客位，行之者不以为耻，此何等风俗耶！小官不足责，推其原，皆由长官无见识，妄自尊大，遂成此风。此虽小事，然摧坏小官气节，关系却大。”

《周礼》：“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郑康成注云：好羞，谓四时所谓膳食。若荆州之蟹鱼，扬州之蟹胥。陆德明音释云：蟹、酱也。山谷诗云：“蟹胥与竹萌，乃不美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杀人如刈草，使钱如使水。余曰，军无赏，士不往；军无财，士不来。使钱如使水可也，乃若杀人如刈草，则非至论。夫军事固以严济，然礼乐慈爱，战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诛不用命者，盖一有逗挠乱行，则三军暴骨矣。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岂以多杀为能、以嗜杀为贵哉？若如所言，则赵充国、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辈矣。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态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欧公文，非特事事合体，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