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