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更常来见我了。
只是她开始带着那绑匪一块儿来。
我很痛苦,可姐姐却浑然不觉,就像表哥一样。
没办法,我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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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姐姐的对话,在某一日起让爸妈心急如焚。
他们想找表哥家那大夫来帮我看病。
可据说那位俞大夫拒绝了。
我想,他应该也觉得自己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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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我上大学了,专业是建筑学。
大概是遇上些不错的新朋友的缘故,我的病情有所好转。
姐姐不再带绑匪来找我,她自己也不常来。
那年,我与几个同好一块组建了古典建筑研究社。
社长任怀是我们共同推选出来的。
他热爱古典建筑,性格阳光,领导能力也强,当之无愧。
只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他有些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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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是十月建的,可十一月我犯了病。
这没什么,我能撑过去的。
只是,当姐姐再次到来时,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我又记起了那绑匪的脸,并在无意中将任怀与绑匪的脸重叠。
他们的确有七分像。
我很害怕,怕我信任的朋友真的是那该死的杀人犯的儿子。
我清楚记得那一天2004年11月24日。
那日,我通过各种手段最终确认了任怀父亲便是当年那个绑架犯。
我没有第一时间找任怀对峙,我将话都憋在心里。
有时,我觉得他爸的罪与他无关。
有时,我又觉得杀人犯的儿子也是潜在的杀人犯。
我的病情在疯狂加剧,状态也越来越不稳定。失眠成了常态,记忆力与专注力都在以疯狂的速度下降。
我愈发敏感多疑,也越来越急躁。
几乎在要休学的消极状态下,表哥“复活”了。
他是来救我的。
我忘了他的暴力。
渴盼他施舍我根本不存在的“爱”。
我大概是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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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20岁。
没休学,念大二。
意料之外的,我又碰见了袁景。
她哪壶不开提哪壶,成功地勾起了我关于绑架案的痛苦记忆。
我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只差半步便要掉下去了。
在这时拉了我一把的是俞均。
就像无意遇见袁景那般,我也是偶然碰上那心理医生的。
俞均看出我状态很不对劲,于是主动提出要帮我治疗。
我还记得他的好,也当然希望能治好病。
我没理由没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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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俞均治疗的期间,我的状态向好。
可我还是忘不了姐姐,也总是想起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