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告辞。我们手拉手走向昂热拉的车。它停在古树下面，又满是花絮了。我们上车，车子滑向大门。伊尔亚兄弟站在教堂门里。我们向他挥手。他挥手回答我们。昂热拉开上了路。

“我现在多高兴啊，罗伯特。”昂热拉说。

“我也一样。”

“他理解我们。我早就知道，他理解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有忧愁或伤心，我们可以再来。你想到过还会有这种人吗？”

“没有。”

“你现在得工作吗？”

“暂时不。只是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

“咱们去‘庄严’酒店里‘我们的’那个角落吧。咱们喝点东西。我会全都讲给你听。”我说。

我们又一次驶上十字架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旁边，置身于其它汽车的洪流里。跟往常一样，伴随着傍晚的到来，空气凉爽宜人。泽尔热，“庄严”酒店里昂热拉的那个朋友和泊车师傅，接过梅塞德斯车，把它开进了地下车库。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空着。我们就座，“我们的”侍者来了，我叫了一瓶香槟。然后我走进大厅。古斯塔夫的回电还没到。我给中心分局打电话，找到了鲁瑟尔。还在调查，他说，至今没有什么依据能怀疑某个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时后再打电话。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我走回平台，现在平台上满是人，全都在喝着他们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热拉旁边，我们喝香槟。我吃了几粒橄榄和咸杏仁，一边给昂热拉讲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对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谋杀。

“这越来越严重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感觉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哪来这种事，我想，这不可能，不可能。

“罗伯特！”我听到昂热拉说，“罗伯特，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话来。

她看到我望向哪里，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这不可能！罗伯特，这不可能！”

一阵无穷的甜蜜感让我晕乎乎的。

“这是可能的。咱们俩都看到了。我对你说过，有一天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噢，罗伯特，罗伯特！”昂热拉说。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她让胳臂贴着我的胳臂。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我们的桌旁，看着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热拉从童年起就有一块浅斑。它跟其它的皮肤不一样，从来晒不黑。现在，我们俩盯着这只手背。它滑润，到处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那块非常亮的斑已经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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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东·迪尔曼说：“发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义。要我们认出这一意义常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陷入愤怒或沮丧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的先生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来这里不是用廉价的话安慰你们或者让你们失望。我得到的任务是随时都有可能带给我自己沮丧和愤怒的。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因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义。我想象，一本书里的每一张纸都有两面，也包括生活这本书。它的一面由我们人类写满目标、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张纸的另一面却由命运在写，是隐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写。这个意义所安排的很少是我们的近目标，但它始终是正义的远目标。”他轻轻地摸摸金黄色的头发。他高大、强壮，衣着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实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张红润的、无比善良的圆脸。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着一副眼镜。加斯东·迪尔曼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是带着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纳来的，现在正向我们公布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