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