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11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