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