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