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了在法兰克福时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告诉我的情况，据他说是泽贝格特别强调要他讲给我听的。我只字未提我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家，也没提我了解银行家在“法兰克福宫”聚会的一些情况。

泽贝格点头。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即使穿着衬衫和裤子，他也显得像个一本正经、绝对正确的银行人士。“莫利托尔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将一切都告诉您。莫利托尔讲的情况，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这我还说不准。因此，我想跟您谈谈。”

“我当然支持您，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散放出那种“粗陶人”的香水味。他精力充沛，法兰克福的工作、飞行和气候的变化似乎一点也没能影响他。“我不说您也知道，当我听到莫利托尔讲的话时，我自己完全惊呆了。”

“这我可以想象到。获悉您的上司翻找您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和保险箱，就好像您是个罪犯似的，您一定也大吃一惊。”

我这话讲得很挑衅，他反应得也强烈。

“罪犯？为什么？不，不，我不这么看！”

“请你……”

“不，请您听我说！我意识到您猜的是什么。可是您看，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赫尔曼先生没必要乱翻我的办公室找某种文件我像个犯人似的把它藏起来了……每次交易的某些书面材料。”

“他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您不熟悉银行操作，卢卡斯先生因为在银行里，若非赫尔曼先生同意、亲自安排或亲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

“对。赫尔曼先生遇难后，我一得到消息就马上飞往尼斯，来戛纳照顾赫尔曼夫人。”

“那莫利托尔的报告为什么会让您那么吃惊呢？”

“我的天！”泽贝格说，在有双面头像的柱子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您问我这个？直到接到电话之前我当然相信是事故或谋杀，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包括赫尔曼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