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老丁的描述，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在于，冯然拿刀砍人的时候，对方已经失去攻击能力开始逃离现场，并不会再对冯然本人产生致命伤害，后续冯然的追杀行为，可能会被认为超出了防卫过当的范畴。

老丁说：“如果按照之前的模式，极有可能会判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温言书藏在被窝里的手脚都变得冰凉当初衡宁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判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仅仅只是因为，在夺刀的瞬间，“不法侵害的行为便已经中止”。

“你可以帮我问问冯然的家属，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温言书终于问出了这句话，“我想为他提供一些舆论帮助，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或许司法程序不应当被舆论左右，但是我相信，法律的不断完善，也是需要听听大众的声音的。”

这便也是温言书选择当记者的原因那时，他听到周围的人都在替衡宁感到可惜，身边所有人都在觉得量刑不合理，但他们的声音只是微弱的满天星，四散开来，绵软无力。

他当时就想，如果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所有人的想法聚在一起就好了，那么所有声音一起散发出的火光，或许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不做引导、陈述事实，让世界听见那些微弱的呼唤，把判断的权利交给大众，这便是温言书作为媒体人追求的职业价值所在。

“我明天过去问问他的意见。”老丁说，“据我所知，对方可能有些排斥媒体的介入。我会尽可能帮你说话，但是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争取。”

由于短视频的兴起，太多人不再求真求实，只为了博眼球而不择手段地吸引流量，导致了整个媒体行业的口碑明显下滑，大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和好感度也逐步降低。

第二天，他果然受到消息说，冯然的父母并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老老实实认真做人的好记者温言书委屈极了：“实在不乐意我自己去找他们聊聊，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

在温言书的死缠烂打之下。对方父母终于答应和温言书聊聊。

聊聊就只是聊聊，并不代表接受采访。换句话说，只是想要亲口把拒绝的话递交到温言书耳边而已。

温言书挑了一个非休息时间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那一方显然并没有什么精神，更别说抽出更多的精力来应付记者了。

“我家娃儿已经够惨喽。”电话那头的女人委屈地哀求道，“求求你们这些老爷饶了他吧！我们一家也不愿丢这个人。”

温言书见过太多采访对象对媒体采访有了偏见，他耐心的和对方阐明了来意，但显然对方文化素质不高，不太能听得懂一些解释，也没有什么精力去接待他。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对方要挂电话了，温言书终于忍不住坦白道：“事实上我来找你，也有一部分是出于私心。”

“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在十年前遭遇了和冯然差不多的事情，当时没有一个铿锵有力的力量站在他的背后替他说话，所以他白白丧失了八年的青春。”温言书轻轻地解释道，“所以我这次专程来找您，也算是为了填补我心中一直以来的那个遗憾。”

“我不希望未来的某一天里，冯然会像我和我的朋友那样，希望当初如果能有个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