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小巷，南城北城，工厂农村，面目全非。

到处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喜报、红毛选，《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毛-主-席-语-录-歌》成天放个不停，大街上无论男人女人一律是军服、解放鞋。

面对这热火朝天的“造-反”运动，北京市的居民纷纷把四合院大门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现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对联刮掉、砍掉，或者用时兴的对联遮盖住。拥有私产房的市民纷纷跑到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当时房管局里每天都排着长队。

曾教授从在京城的老友来信中得知大体的事情，考虑了半宿，次日便要拖着病体去上海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可是他力不从心（让曾继红下了药），曾继红上旧货市场买了二手平板车，摊了干净的席子，与奶奶扶着爷爷上了平板车，一人一边推着爷爷去了上海市的房管局，这边倒还没有排着长队的情况，上海毕竟不是北京，那可是政治中心，而上海是经济中心。

上了地方，曾继红与奶奶一人一边扶着爷爷，办了申请手续。

又与来时一样，曾继红与奶奶一人一边的推着爷爷回了家。

曾教授一到家，便拉着妞妞，满眼慈爱地嘱咐她：这两天，就要从二楼搬到一楼佣人房里住。

曾继红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异议的，她知道佣人房下面有暗道，家里每月剩下的那点粮食以及曾家唯一剩下的老本儿就放在下面。

上海人口密集，严重缺房，曾教授一去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十分积极配合，曾教授说自己家要会租用一楼公房，对象也欣然同意，只是要求两日之内空出二楼与三楼，他们这边随时有人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