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

二??一??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名作欣赏》（总第318期

）。开始并不怎么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个署名“祝勇”的人，在气愤地批判“石一歌”几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么呢？原来，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说，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个人断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进行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仅如此，这个人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捏造”，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那画，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

任何人被诬陷为“捏造”，都不会高兴，但我却大喜过望。

十几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写过什么。此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了。

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如获至宝。

被批判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现在一本叫《鲁迅的故事》的儿童读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由“工农兵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我当然不可能去读。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室，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为，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

周建人会不会“捏造”？好像不会。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实人，不会乱说。何况，周建人在“文革”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其实，那间读书室我还去参观过，很舒服，也不难找。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普遍，鲁迅也读了不少。他连那位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处于通缉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里来，还怕读那些著作吗？

原来，这就是“石一歌”的问题！

七

我悬了十几年的心放了下来，觉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组的真实名单了。但我还对那个电话里教授太太的声音保持着很深的记忆，因此决定再缓一缓。

现在只能暂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几句：

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教师，组内有复旦大学六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华师大附中一人，上海戏剧学院一人即我，半途离开。由于人员太散，该组又由正、副组长和复旦大学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组成“核心组”。

后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协会成立的“石一歌”鲁迅研究小组，成立的时间我到今天还没有打听清楚，组长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知道有没有副组长，组内有华东师范大学二人，复旦大学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二人，华师大附中一人。由于都是出于周恩来的同一个指示，这个小组与前一个小组虽然人员不同，却还有一定的承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