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会跳舞，也没有礼服，嘴不甜又不善社交，全场只认识我妈一个人，总不能一脚把高凯踹走，拉着我妈跳蹩脚的第三套广播体操吧。

我明白的，再宽敞的宴会厅也容不下一个林小山。唯一的特殊待遇大概就是不用随份子钱。

我套着夹克踩着球鞋走进宴会厅，门口横幅拉着“徐韵”和“高凯”百年好合的花墙，迎宾图上我妈笑得格外美丽。

其实在我贫乏的童年中，我妈的形象始终很黯淡。几乎每次见面，她的眼泪流得都像开了闸的淋浴头，而开关并不在我手里。

我常问她，你去哪儿了。

这样的问题从没得到过回答。她只用手背擦擦素面朝天的脸，问我，那个畜生，是不是又打你了？

在林辉的阴影下苟且，我那时候已经学会什么叫见机行事视情况而定。她看着我的眼神像一口干涸了的井，仿佛只要我点头，她就会带我一起去死。

我很痛苦，但我还想活，所以我告诉他，我不怎么能见到林辉，所以我没事。

起初她应该是想抱抱我的，但最后她没有这么做。

最开始那些年，以及之后那些年，我从没见她像这样笑过。

我沉默着在迎宾处站了很久，直到收账的阿姨注意到我，问我是谁，是给女方上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