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回了一个微笑，把钱给她，一边拧开瓶盖一边转身走出去。

“还要别的吗？咖啡？巧克力？再见，Bonne soirée！”她在他身后说。而他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不回头也不回答。

她们在背地里叫他“王子”，打赌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口，甚至打趣说他是不是个哑巴。

其实，他不说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不会说法语罢了。

Esther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却无暇去深究，她只是满心欢喜的活着，渐渐的把自己的东西搬去他的小公寓。所有人都以为，有一天他们会结婚。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芭蕾舞团去欧洲巡回演出。Han将要在《舞姬》当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却无甚个性的炫技角色，有一段变奏，整整两分钟的独舞，对于他这样年纪和资历的演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身边的人要么为之欢欣鼓舞，要么就是妒嫉的要死。Esther的父母在他出发之前请他吃了一次饭，主菜平均一百二十块一道的法国大餐，Wedgwood的瓷器，那些微笑，干杯，握手和拍肩膀的动作，百分之二十的小费，都暗示着（或者说预示着）他们两个人的锦绣前程，就在不远的未来，几乎触手可及了。

面对这一切，Esther应对的无可挑剔，她兴冲冲地为Han打点一切琐事，效率手册上记着两个人的日程安排，脑子里定下未来三十年的计划。但Han却做不到。

从前，他每天总是七点钟起床，做一个钟头的力量训练，九点钟开始排练。那段时间，他起床的时间提前到了五点，甚至醒得更早。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有一天，Esther在他那里过夜，凌晨时分，她被卧室外面的一点响动吵醒，她起床去看，发现Han已经起来了，穿好衣服，坐在起居室飘窗的窗台上，看着外面最近的那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在微蓝的晨光里每隔三十秒变一次颜色。

“你在干什么？”Esther睡眼惺忪的问。

他肯定听到了，却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根本没有呼吸似的。

很快，失眠及其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不久之后的一次排练中，Han和一个女演员搭档表演一段双人舞，那是一连串合着慢板音乐的舞步、托举、平衡和旋转，应当做的舒缓而优美。一个托举再放下再拥进怀里的动作，总共做了十余次还是不能让导演满意。Han没有反驳，放下那个女演员，径直走出了那间练功房。那出戏的导演也曾是个舞蹈演员，极其刻苦律己的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有人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在排练中途离开，他发了狠话，对Han说：“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指望以芭蕾为终身职业！”

Han没有回头，只平静的抛下一句：“我无所谓。”

那几步路他好像走了几年，偌大一间练功房里安静的叫人耳膜发胀。当他走出门口，关上门，门后面传来演员们的窃窃私语，和导演说话的声音：“回到原位，从变奏开始，再来一次。”

Esther从Lance Osler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但她本身是个神经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坚强，固执，做事有条有理，始终不太能理解这些“非正常”的举动。她立刻就跑去看他，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他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她继续追问。

“我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随时都想讲话，我做不到！请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弄得不愉快。”他看着她大声说道。

Esther愣住了，转身就走。房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摔上的时候，她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突然意识到那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讲话，像是争吵，却又那么吝惜言辞，到头来她还是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