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触犯到了他自身的利益，或言之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得作为喉舌发声。而且即便他不发声，也会有新人被推上来同他打擂台。

其二，对改革总体持支持态度，但不赞同某些细节和执行方式, 认为步子太大，容易扯伤腿。

富弼如今的态度属于后一种。

须知科举取士是国家的人才的蓄水池与社会的稳定器。

通过科举取士, 一方面收拢天下人才为国所用，牧养教化万民，一方面用特奏科录取那些久试不第的大龄举子，免得再出现如黄巢、张元的桀骜之辈。

给他们一个盼头，能有效抑制住野心的滋长，否则考进长安极有可能变为打进长安。

而以富弼为首的百官之所以没有反对赵昕对科举取士制度动刀子，是因为赵昕先时大刀阔斧的并非是进士科，而是明经、明法等杂科。

杂科嘛，死记硬背的玩意，考出来也多为胥吏和不入流的小官， 为了他们得罪新君不合算，改了也就改了。

再说朝中只要不是瞎子和刻意装瞎看不见的，其实都能看出此番杂科改制，拓宽了上升渠道以及覆盖人群，是符合天下大势的。

羊毛纺织撑起了西北诸州税收的半壁江山；冶炼有着镇压叛乱制造火器的客观需要；农学水利更不必提，朝中哪个不盼着五谷丰登，海清河晏啊；医药之学虽见效缓慢，但能够安抚百姓，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而且其中还有圣人的面子在，稍稍抬一手无人能够置喙。

可万万没想到官家胆大至斯，连制科也要一并改了。

虽然制科历来取中人数极少，对朝局的影响力不说是没有吧，但也能够说一句聊胜于无。

毕竟个人才学再高，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不搭理你也是白瞎。

这方面最出名的范例就是原历史线中的苏轼，嘉祐六年（1061年），时年二十五的苏轼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

制科中一、二两等成绩均为虚设，而苏轼一举拿下了第三等这个实际上最高等级的好成绩，于是仕途起步就是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远高于普通进士。

而且因为苏轼苏辙兄弟同登制科，为空前之事，哪怕苏辙在制科考试中公然批评仁宗皇帝沉迷享乐、不理朝政、用人不当，仁宗皇帝也仍旧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然后接下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一同中了制科，起授官也因为被指责“狂悖”、“谤讪君父”给耽误了的苏辙都官至宰执了，苏轼还在不停被贬呢。

尽管制科在朝局中所能起到的功用极其有限，但其作为吉祥物的象征意义与实际功用于个人而言是极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