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秋天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遇到两位退休的汉学教授，说起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饥荒。这对夫妻教授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大学留学，丈夫因为家里的急事先回国了，两个月以后他收到妻子的信，妻子在信里告诉他：不得了，中国学生把北京大学里的树叶吃光了。

就像饥饿的学生吃光了北京大学里的树叶那样，我的阅读吃光了我们小镇图书馆里比树叶还要难吃的小说。

我记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业。每次我和哥哥将读完的小说送还回去的时候，她都要仔细检查图书是否有所损坏，确定完好无损后，才会收进去，再借给我们其他的小说。有一次她发现我们归还的图书封面上有一滴墨迹，她认为是我们损坏了图书，我们申辩这滴墨迹早就存在了。她坚持认为是我们干的，她说每一本书归还回来的时候都认真检查了，这么明显的墨迹她不可能没有发现。我们和她争吵起来，争吵在当时属于文斗。我的哥哥是一名红卫兵，文斗对他来说不过瘾，武斗方显其红卫兵本色，他抓起书扔向她的脸，接着又扬手扇了她一记耳光。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小镇派出所，她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无其事地在派出所里走来走去。派出所的所长一边好言好语安慰她，一边训斥我那自由散漫的哥哥，要他老实坐下，我哥哥坐了下来，很有派头地架起了二郎腿。

这位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如何打架，他当时打量着弱小的我，教了我一招，就是趁着对方没有防备之时，迅速抬脚去踢他的睾丸。

我问他：“要是对方是个女的？”

他严肃地说：“男人不能和女人打架。”

我哥哥的红卫兵武斗行为让我们失去了图书馆的借书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我已经将图书馆里所有的小说都读完了。问题是暑假还没有结束，我阅读的兴趣已经起来了。我渴望阅读，可是无书可读。

当时我们家中除了父母专业所用的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只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叫作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是从《毛泽东选集》里摘出来的语录汇编。我无精打采地翻动着它们，等待阅读的化学反应出现，可是翻动了很久，发现自己还是毫无阅读的兴趣。

我只好走出家门，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寻找食物一样，四处寻找起了书籍。我身穿短裤背心，脚上是一双拖鞋，走在我们小镇炎炎夏日里发烫的街道上，见到一个认识的同龄男孩，就会叫住他：

“喂，你们家有书吗？”

那些和我一样身穿短裤背心、脚蹬一双拖鞋的男孩们，听到我的问话后都是表情一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询问，然后他们个个点着头说家里有书。可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了他们家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而且都是从未被翻阅过的新书。我因此获得了经验，当一个被我询问的男孩声称他家里有书时，我就会伸出四根手指继续问：

“有四本书？”

他点头后，我的手垂了下来，再问一句：“是新书？”

他再次点头后，我就会十分失望地说：“还是《毛泽东选集》。”

后来我改变了询问的方式，我开始这样问：“有旧书吗？”

我遇到的都是摇头的男孩。只有一个例外，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后，点着头说他家里好像有旧书。我问他是不是有四本书？他摇着头说好像只有一本。我怀疑这一本是红宝书，问他封面是不是红颜色的？他想了想后说，好像是灰乎乎的颜色。

我喜出望外了。他的三个“好像”的回答让我情绪激昂，我用满是汗水的手臂搂住他满是汗水的肩膀，往他家里走去时，说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