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 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此后Actes 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兰De Geus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活着》之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有趣的是，二十三年来我和De Geus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且熟悉的荷兰汉学家只有林恪，可是这家伙不翻译我的书。去年七月在中国的长春见到林恪时，他希望我下次去欧洲时顺道访问荷兰，我们约定了今年九月的这个行程。我向林恪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今年四月，De Geus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一九九四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和裴尼柯，德国的高立希，美国的安道和白睿文，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等，都是先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一直是Actes 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也一直是兰登书屋，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超过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二〇〇二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她帮助我在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几年后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去世了。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 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库布斯基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二〇一〇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我的编辑埃莲娜，晚饭